第94章 北京的大医院

睡不下。我睡陪护椅，陪护椅窄，我睡上去刚好。窄了好，窄了睡不着可以坐着。坐着可以看着她，她动了我能看到，她喊了我能听到。她在我在，她不动我看着她，她不喊我等着。”

旅馆在医院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，三层小楼，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，手一摸一手的白灰。表嫂开了一间房，三人间，三张床，但只有她一个人住。房间里有一股霉味，窗户关着，窗帘是淡蓝色的，洗得发白。她把窗户打开一条缝，北京十一月的冷风灌进来，她打了个哆嗦。她把窗户关了，只留了一道缝。

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，烫着卷发，穿着一件大红毛衣，说话嗓门很大。“你家人住院了？”“我朋友。”“什么病？”“癌症。”老板娘叹了口气，抹布在水桶里拧了一下。“这病花钱。我老公也是癌，肺癌，走了三年了。花钱也留不住。”表嫂没说话，拎着包上了楼。

她走进房间，放下包，坐在床上。床垫很软，一坐就陷下去了。她看着窗外的北京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远处有人放风筝，一只燕子形状的风筝在高楼的缝隙里飘着。她想起江城——那个小城市，有她的公司、她的房子、她的电动车。但那里没有她最想见的人。那个人在北京，在医院里，在苏晴的病床边。她离他很近，隔着几条街，几栋楼，几道墙。她看不到他，她知道他在那里。

“林婉清，你是来陪苏晴治病的。”她对自己说。“不是来想他的。苏晴检查身体，你陪着；苏晴住院，你陪着；苏晴化疗，你也陪着。你是来陪苏晴的，不是来想他的。别想了。”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窗户开大。冷风扑在脸上，刀子似的，切割着她。切割着，冷着，疼着。冷和疼一起，她不想了。

晚上，铁柱搬了把椅子，坐在苏晴床边。椅子是木头的，硬邦邦的，坐久了腰疼，他没动。苏晴说:“你去旅馆睡吧，婉清一个人。”她已经换上病号服了，浅蓝色的条纹衫，宽宽大大的。她把被子拉到胸口。

“她一个人没事。她一个人住惯了，表哥走了她一个人，公司开了一个人，旅馆一个人。旅馆三个人，她一个人。三个人是一个人，一个人是三个人。她一个人惯了。”

“你明天还要陪我检查，不睡觉怎么行？检查要抽血，抽血不能饿着；要CT，CT不能动；要核磁，核磁不能有金属。你有金属吗？你裤子上有拉链。拉链是金属的，核磁的时候你脱了裤子躺进去。你脱了裤子，她不让你脱。你不脱，医生让你脱。你脱不脱？”

“我不困。”铁柱把椅子往前挪了挪，离她近了一些。

苏晴看着他。“你就是犟。”

“跟你学的。你犟，你得了癌症还上班；你犟，你指标高了还瞒着我；你犟，你不治了。你犟，我比你更犟。我去北京，我挂号排队，我求医生。我求你，求你别放弃。你犟不过我了。”

隔壁老太太笑了。她放下手里的毛线，那件小毛衣已经织了半截了，粉色的。“你们小两口感情真好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老伴也这样。我生病了，他比我还急。我住院了，他比我还瘦。我好了，他比我还高兴。他走了，我比他还老了。”

苏晴看了铁柱一眼，没解释。铁柱也没解释。老太太又说了几句话，织毛衣的针在她手里一上一下地动着。老太太不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太太又说了一句，声音很轻。“我老伴走了十年了，要是在，也能陪我。他不在，我一个人。一个人就一个人吧，一个人也要活。活着，是为了等他。他走了，我活着，是为了记住他。记住他，他就没走。”

苏晴心里一酸。“阿姨，您一个人？”她的手指在被子上划了一下。

“嗯，儿子忙，没时间来。他在深圳做生意，一年回来一次。过年回来住几天，过了年就走了。走了我就一个人。他走了我一个人等，等到第二年过年。过年了他回来了，住了几天又走了。走了我又等。年年等，年年走，走走等等，等等走走。等到不走了。不走了就老了，老了就不走了。”

铁柱说:“阿姨，您有什么事叫我们。我们在这住几天，有什么事您喊一声。喊我们，我们听得见。听不见您再喊，喊到我们听见为止。”

老太太点头，眼眶红了，手还在织，针不停。“好孩子。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你媳妇有福气，你也有福气。你们互相有福气，福气加福气，就是好日子。”

夜深了，病房的灯关了。走廊里的灯还亮着，惨白惨白的，从门上的玻璃窗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小块光斑。苏晴睡着了，呼吸很轻。她的眉头皱着，不知道在做什么梦。铁柱坐在椅子上，头靠着墙，闭着眼睛。他没睡着，他在听她的呼吸，确认她还活着。呼吸在，她在；呼吸不在，他过去。她在，他不动；她不在，他动。他动了，她醒了。她醒了，他不动了。他不动了，她睡。

表嫂一个人躺在旅馆的床上，翻来覆去。床比火车上的宽，宽了睡不着。火车上的床窄，她睡在上铺不敢翻身，怕掉下去。不敢翻身就能睡着，睡得不沉，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。她以为自己